两晋监察制度简介

发布者:      发布时间: 2009-04-05   人气: 66

    西晋和东晋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东汉、曹魏以来,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大地主阶层,他们一般是历代书香,累世做官,门第显赫,被称为世家大族,简称为世族或士族。世族势力的强大必然削弱皇权,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要依靠监察机构制约世家大族。但两晋时皇权不断萎缩,世族日渐强盛,这就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监察制度是软弱无力的。
 
  尚书左丞管监察
 
  两晋监察制度的框架是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即晋武帝)构建的。新花样有尚书左丞管监察。西晋名义上仍保留宰相的职位,但宰相手中已没太大的权力,朝政大权已经转移到尚书台。尚书台最早是一个管理文件的机构,该部门的干部也就是抄抄写写,传送一些公文,这时地位一下子变得显要起来,令人刮目相看。尚书台的长官是尚书令,有“宰相”之称,他的属官有左右丞。尚书台过去是不管监察的,这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就增加了监察的职能,并由尚书左丞肩负这个重任,他的地位和职权相当于汉代的丞相司直。
 
  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共同监察百官
 
  两晋的御史台仍以御史中丞为最高长官。在他手下有治书侍御史,地位高于一般的侍御史,为御史中丞的副官;黄沙狱治书侍御史,监督司法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侍御史,分为十三曹办事,具体监督中央各部门的财政、人事和军事;殿中侍御史,负责宫殿中礼仪事项的监察;检校御史,负责京城(除皇宫及各部门外)及其附近地区的监察,东晋时代替了司隶校尉的职能;监搜御史,站在宫门外,负责安全检查;督运御史,监督交通运输工作。
  西晋时依照汉朝制度设有司隶校尉。西晋初,曾规定了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工作的分工,即前者专管行马内,后者专管行马外。所谓“行马”,原意指宫门和官府前面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按此划分,御史中丞负责皇宫及中央各部门的监察,司隶校尉负责京城其他地方及周边地区的监察。从工作性质看,当然是御史中丞重要。这个线界在晋惠帝时被打破。当时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因权限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事情的起因是司隶校尉傅咸举报了两名尚书台的官员,御史中丞认为傅咸越权,干涉了行马内的事,傅咸不服,上书给皇帝说:“宫内的事,外人不得干涉,专由中丞负责,但如今地方上修路架桥以及打架闹纠纷的事,中丞也都过问,没有内外之分。既然中丞可以监督百官,就不应规定他只管行马内的事,因为百官不仅限于行马内,行马外也有百官。同样的道理,司隶校尉也不应只管行马外的事。中丞和司隶校尉应该共同监督皇太子以下的百官,不宜再分什么内与外。”
  傅咸的话有理有据,得到惠帝认可,于是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工作范围的界线被打破。可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两者职权重叠,推诿扯皮的事多了起来。到了东晋,废除了司隶校尉,才解决了这个矛盾。
  对地方的监察力不从心
  在地方上,西晋是州、郡、县三级政权体制。州一级的长官是刺史,集军事、行政大权于一身。刺史带兵是东汉末年天下纷争局面的产物,现在天下太平了,晋武帝就想把兵权从刺史手中分出去,恢复刺史的监察官身份。他下令由都督掌军权,刺史理民事,实行军民分治,刺史每3年一次入朝汇报工作。虽然刺史不带兵了,但仍具有监察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双重身份,只能算部分地恢复了汉制。这项改革推行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20年时间,就由于战乱遭到破坏。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大权掌握在他的妻子贾后手里。贾后胡作非为,激起兵变。先是赵王司马伦废除贾后,篡权作了皇帝,之后齐王又起兵讨伐司马伦,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都带兵参加了齐王的队伍,刺史领兵又成了既成的事实。
  晋武帝注重监察法规的制订,颁布过《五条律察郡》。这是专门监督地方郡守的条规,共有5条:自身过硬,勤于政务,抚养孤寡,重农抑商,维护治安。廉政勤政、抚民为民的内容都有了,标准确实不低。此外还有《察长吏8条》,要求郡国的长官据此考察属县的官吏。8条是从正反两方面讲的,正的方面包括为官清廉,没有私心,为人正派,不搞沽名钓誉;反的方面包括贪污索贿,卖身投靠,没有气节,私人财产富有。前4条是要坚持和提倡的,后4条是要反对和戒除的。按照规定,郡国长官3年中要对属县视察一次。同时还制订了具体的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各方人士,观察民风民俗,了解百姓疾苦等。这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是很漂亮的,但实际上能否做到却是另一回事。
 
  允许“风闻奏事”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始终是两晋监察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了弥补这一点,晋代开始允许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东晋初年,实权派人物王导曾派人用这种方法,专门搜集地方郡守的情况。官场上正式受理匿名信的举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在。举报人为了保护自己不愿署名,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举报信的内容。如果举报的材料只是道听途说,就会使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如果举报者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受理人又不加以甄别,则会使被举报人蒙冤。所以对匿名信要注重有无具体内容,慎重处理,但在政治斗争需要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晋武帝也有自己的苦衷
 
  晋武帝是在世族的支持下取代曹魏称帝的,他对监察工作的态度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要依靠监察官巩固皇权,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他登基的第三年,司隶校尉李熹检举一个县令刘友,以及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人,以权谋私,侵占官府的稻田。晋武帝首先表彰了李熹,说他做官能为公家着想,无愧监察官的称号。然后对4名违法乱纪者进行了处罚:杀了刘友,而对山涛等3人仅仅提出了警告。刘友只是个芝麻县令,拿他开刀不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吗?800余年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论这件事时说:“晋武帝的做法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对。如果李熹的检举是对的,山涛等人就不应被赦免;如果李熹举报有误,那他就不应受到表扬。此外,4人同罪而处罚不同,这不是法律面前不平等吗?”司马光就事论理,他的书生气未免太重了一些。晋武帝是不论这个理的。当时有个世族官僚叫胡威的,劝他施政不要太仁慈。晋武帝说,我对中层以下的干部一点也不含糊。胡威说,我不是指中等以下的干部,是指像我这一层的干部。晋武帝不做声了。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这也是无奈中的选择。
 
  刘毅敢揭皇帝的短
 
  晋武帝在灭亡吴国之前还算一个勤于政务、有抱负的帝王,但统一天下之后就迅速走向了反面。他生活荒淫,下令物色美女到后宫,中意的都留下,不中意的才可以嫁人。灭亡吴国时,他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5000名宫女全都接收下来,加上他原有的宫女,总数超过一万人。他每天坐着羊拉的车子在宫内转,羊在哪里停下来,他就在哪里下车入屋就寝。一些善于奉迎的宫女,知道羊喜欢吃竹叶和盐巴,就把竹叶插在门户上,把盐巴撒在门口。羊见到竹叶和盐,就停了下来,晋武帝也就进了门。武帝还贪财好利,公开卖官聚敛私财。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可以比汉朝的哪一位皇帝?”他自以为比不上西汉的高祖刘邦,也可以比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不料刘毅是个非常耿直的监察官,他直言道:“可比桓、灵。”桓帝和灵帝是东汉最昏庸的君主,武帝听了十分恼火,说:“我平定东吴,统一全国,怎么能同桓帝、灵帝相比?”刘毅不慌不忙地回答:“桓、灵时,他们卖官,但钱都归到国库里去。现在陛下卖官,钱都流到皇上或者权贵的私人腰包里了。就这一点来说,还不如桓、灵。”晋武帝没法抵赖,可他还是够聪明的,随即哈哈大笑说:“桓、灵在世,没有人敢这么说,我现在还有你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这么一说,就体面地下了台。刘毅可不是普通的监察官,他是汉代皇室的后裔,晋武帝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中正官不“中正”
 
  两晋的官场十分腐败,表现之一是用人上刮不正之风。西晋选拔官吏采用魏曹时的“九品官人”法,即先把候选人定为九品(即九等),然后从高到低依次安排职务。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各州郡的中正官。叫“中正”,是取其公正、不偏不倚的意思。曹魏的中正官还能够按候选人的德行才能划定品级,可到了西晋时,风气不正,中正官也不“中正”了。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以家世的兴衰、贿赂的多少来定品级,把世家大族的子弟定为上品,把无权无势又无钱贿赂的人定为下品,吏部(即组织部门)也不把关,只是死板地按照品级授予官职,结果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局面。有人作过统计,《晋书》中可以确定为世家大族的子弟中,有92%的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做上高官的。他们20岁的时候就可以步入仕途,做官的起点很高,而且担任的都是些清闲的职务,如黄门侍郎、中书侍郎、散骑侍郎等,均为五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干部。出身寒门的人,往往过了30岁,才能担任低级的小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当时却很“正常”,无人过问,也不属于监察官纠举的内容。
 
  人生观出了大问题
 
  晋代盛行奢靡之风。晋人推崇杨朱,杨朱是战国时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不信来世,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晋人发挥了这一点,陷入了醉生梦死、消极悲观的泥潭。当时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到头来都是一把烂骨头,谁知道烂骨头有好坏呢?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应尽情享受,不必考虑死后的事情。西晋的开国元老、太尉何曾,一天3顿饭就要花上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劭比老子翻了一番,一天吃饭要花两万钱。尚书任恺每顿饭就要花一万,他的餐桌上山珍海味样样都有,但他的管家还经常挨骂,说那么多菜没有一样他喜欢吃的。有人推算,当时四品官(约为今天的正地厅级干部)的月俸为72斛,约可折成9000钱。也就是说,任恺一顿饭要吃掉一个正地厅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正常的薪水是无法这么摆阔的,显然这些人还有灰色收入,即腐败所得了。教育是基础。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才导致了奢侈堕落的风气,可见当时的反腐败是不治本的。
 
  监察官是“小儿辈”
 
  由于两晋大多数时候皇权弱化,所以不但没治本,标也没治住、甚至不能治。东晋的将军桓温因北伐成名,握有军权,专横跋扈,他废了当时的皇帝,又立了一位皇帝简文帝。简文帝即位那天,桓温带兵进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就在宫中驻军,还在半夜里吹军号。御史中丞王恬指责桓温,说他违法乱纪,没有规矩。第二天上朝,桓温看了王恬的奏折,骂了一句,“小儿辈还敢弹劾我?”根本没把监察官放在眼里。简文帝就是桓温立的,他能说什么呢?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而已。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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