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自有你，走的是人间的道，抗的是顶风的旗......”一直很喜欢《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片尾曲，因它正是对官员所被赋予的职责的本质要求，却也是当今我们很多人缺少的风骨，它不仅为为官之人树立了标准，同时也是应该是每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的为人之道，依此为记。
――题记
说文解字
说到“廉洁”二字，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许多有名的廉洁清官的形象，远的有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包拯，海瑞，近的有为藏民劳心劳力的孔繁森，有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这些先辈们的传奇故事或是感人事迹，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他们的故事也早已经家喻户晓，但毕竟“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上只有一个包拯，一个任长霞，一个焦裕禄，我们重复不来，那么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人格，领略到怎样的精神，并将其继承与发扬，结合当代的情况推广开来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谓廉洁，不受谓之廉，不污谓之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谓之廉洁。这是廉洁最基础的部分或者说最起码的要件。那么，更深层次呢？“廉”字外“广”内“兼”，很明显一个“廉”的人，不仅需要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气度，还需要有“兼济天下”的仁者风范。“洁”即“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风骨。概而言之，所谓廉洁就是既要能心存百姓，又要能抵挡诱惑。一言以蔽之，“心忧天下，兼济苍生”。
廉洁之人
何谓廉洁之人，其实，古人早先于我们对其进行了分门别类：“明朝理学家薛碹在《从政录》中说：‘世之廉者有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简而言之，这三类均可概括为三个字，即“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
当今社会，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反腐败的斗争已经成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提到，当一个人犯罪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与其所可能获得利益相比为负值时，那么他犯罪的几率为0，因为他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当他获得的利益为50%时，他的犯罪概率为30%，当他的利益为100%时，他犯罪的概率为50%，而当利益升到200%时，犯罪几率为100%，也就是当法律的威严无法令其与可能获得的利益相抗衡时，他就势必会犯法。下面给 “不敢取”以上的三种人画像。
下品“不敢取”：这类人，在那些符合廉洁标准中的人所占比例是最大的。“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是勉强而为。至于“不敢取者”，他们害怕法律，相信“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与身家性命，也能循规蹈矩，洁身自好。这类廉者的心态，朱元璋归纳的最好――“世上人以畏法度者最快活”，其代表人物以春秋时嗜鱼而不受鱼的鲁相公孙仪最为典型。
法律是道德最后的防线，在设置这道防线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尺度，过高，容易一竿子打死一船人；过低，则容易流于形式，失去应有的防护作用，最好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的“清官”现象，康熙大帝对于官吏的管理可谓是出了名的严厉，但凡有人出现贪污，那么这名官员可谓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永不录用算是轻的，动不动就抄家、发配、株连，导致康熙年间官员人人清风两袖，大家一样“清”因此有“康熙年间无清官”的说法，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对于官吏的“高压政策”导致官员们谨言慎行，唯唯诺诺，墨守成规，积极性大大降低更别说创新了，为清统治埋下了祸根。这就为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较大的难题，对于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既给予威慑又不伤害其积极性，而毕竟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最好的方法还是从官吏内部素质入手，使第三类从本质上向第一、二类靠拢，减少这一部分人的比例才是王道。
中品“不苟取”：“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是有所顾虑而不取。“不苟取者”，他们崇尚美好名声和清白的气节，名声在外比获取不义之财重要的多，也能不贪不捞，廉洁奉公。比如，明代的于谦，“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清代把一丝一粒看成“我之名节”的张伯行，也可以说是“不苟取者”的典型代表。
这类人，他们看重自己名声和形象，用马斯洛需求分层理论解释就是：他们于物质上的满足已基本达到要求因此开始追求精神上的需求，他们渴望被尊重和传颂，希望能流芳百世，最起码不能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对于这第二类我们采取的手段可以是类似于职称或者荣誉等纯精神式的肯定和激励。这类人虽说已。脱离了上一类的被动式“廉洁”但本质上依旧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称不上真正的“廉洁”。
上品“不妄取”：“见明理而不妄取者”是顺应明理，真正道德上的廉洁。人之立世需无愧于天地之间，如此方可放手而为而无憾事。要做到问心无愧谈何容易。道德上的真正廉洁，能够做到不受不污，而且从内心深处是不想去受和污。在众多非廉洁的同志中，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谓上品。廉洁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核心，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忠于职守。说，很容易，做，很难。真正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心扉才能做到廉洁。“见明理而不妄取者” 他们把道理看得清楚明白，而且信仰坚定，决不胡乱获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说，真正从思想上明辨了是非，分清了善恶丑美，因而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是发自内心的厌恶，并进行毫不犹豫的抵制，清廉处世，自然而然，毫无勉强做作之态。古时的海瑞、包拯，今天的孔繁森、牛玉儒，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这类人他们爱民如子，视民如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心存百姓，将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们是真正“两袖清风”式的廉洁，正是因为他们为群众利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点不假，正是这样的心境的人，人民才会自心底感激和爱戴们，真正的做到了流芳百世，这样感动百姓的场面在我所知的年代里有两位以为是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另一位则是任长霞局长，这些群众送别完全是自发的，没有约定的，大家不约而同的要送这位让自己感动的恩人最后一程，要有怎样的所为才能获得这样的殊荣，虽然他们离我们远去了，但相信他们的灵魂是真正不朽的，他们拥有天地间最强大的灵魂和人格。
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这三类人在廉者的队伍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没人能说得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受什么观念支配，领导干部只要能清廉自律，保持操守，不取不义之财，就是好样的，就可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就应当对其鼓励褒扬。
因而，还处于“不苟取”、“不敢取”阶段的廉者，切不可自满自得沾沾自喜。特别是“不敢取”者，切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不会出事。须知，凡事“争乎其上，得乎其中，争乎其中，得乎其下”。为“保险”起见，还是提高廉政标准，争当“不妄取”的上等廉者为好。不仅要向优秀公仆牛玉儒、任长霞等学习，还应在理论学习上多投入，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根本点上下大功夫，从思想上而不是嘴巴上解决好“为谁当官、为谁掌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拒腐蚀，永不沾。”
抗顶风旗，走人间道
只有真正心存百姓的人，才能够做到为民请命，为民谋利，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官员，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廉洁，在这样的官员的带领下我们想要不强大都难，毕竟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个人一旦心存百姓那么百姓自然会将你记住，而他的灵魂才会变得强大，而威信，名誉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副产品而已，每个人都想要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关注自己，太计较得失，因此他们总是在历史的河流中瞬间湮没，不留痕迹，而正是那些放下个人利益，为他人着想的人才真正汇集了人气，甚至可以“不呼百应”，从而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只是他们从没有计较过这些，可谓真正“两袖清风”。
再来看看，我们的学术，当今学术界的抄袭之风盛行，学风更是浮躁之极，为什么？真是因为他们忘了学术的真正意义，这本是一个寂寞而颓长的辛勤探索历程，而一旦与急功近利沾边，势必离学术钻研的本质越来越远，本就是为了名利，做不到两袖清风，又何谈心存学术，要有所精进更是天方夜谭了。
所以不管是为官还是治学或者做人，我们都要有这样一种“舍得”的心态，为了大利益而不计得失。人到这世上走一遭，时间不长，所以总得是为了什么才是。不求人人都抗顶风旗，但愿众生走好人间道，不为两袖清风，但求心存百姓。